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标志。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成立会，是中国共产党的起始点、起步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从这里开始。
一大的档案，可以说是党的“出生证”和党生日的证明，但却经历了“失而复得”的传奇过程。一大档案的重新发现，使一大从存在诸多谜团待解的会议，变成基本能够说清楚的会议。
第一个传奇：一大召开不久，国内保存的一大档案就丢失了。这让一大一度成谜。
从中央档案馆现存档案看，党的一大召开一年多后，党中央保存的一大档案就找不到了。
1930年2月1日，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在他所作的《党史报告》中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这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李立三作报告时距一大召开才8年多，而此时在党中央的档案中，就已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档案了。
为什么找不到？直接证据没有，但间接材料能加以解释。中央档案馆藏1923年8月18日《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在谈到党的经费时说：“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可见，在一大召开仅仅一年多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就曾遭到一次大破坏，以致包括党费收支等在内的党中央档案都被法国巡捕搜去，一大档案可能也在这次搜捕中遗失。这次反动势力对中共中央大破坏的时间，估计在1922年10月或稍早前，因为1922年10月，中共中央曾被迫迁到北京，次年4月才迁回上海。
一大档案的遗失，留下诸多疑问：一大到底是哪一天召开、哪一天闭会的？哪些人参加了大会？谁主持了会议？会议的议程和结果是什么？等等。对此，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要纪念党成立17周年。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等人，都只记得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日期。于是，中央就把7月的首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毛泽东在1938年5月所写的 《论持久战》中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这样，在一大召开17年后，7月1日开始被确定为党的建立纪念日。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从此，7月1日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我也是一个。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这就是一大召开24年后，党中央领导人也是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对一大的记忆，以及他所说的以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的由来。
第二个传奇：一大召开36年后，在苏联保存的档案中，又发现了一大档案。
1957年，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档案馆接收这批档案后，在整理时竟意外发现了几件同一大有关的档案。中央档案馆曾把这些档案中的俄文译成中文，刊登在《党史资料汇报》上，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当年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也都看过其中一部分档案。
这些有关一大的档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确定为一大本身形成的，共有4件，按形成时间为序分别是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另一类是一大参加者后来的回忆，共有两件，分别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36年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它们作为一大的基本史料，可以说清一大的主要情况，还原一大的主体面貌，基本澄清一大的历史之谜。此外，还有一件疑似一大本身形成的档案，题为《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它有极大可能像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一样，是参加一大的广州代表在一大上向会议所作的关于广州党组织情况的报告。因为根据内容判断，它大体形成于1921年春季以后，而且当时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也都报告了本地党组织的情况。可惜，其中并没有像《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那样明确地提到一大。
以上这些原藏于共产国际的档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长时期内鲜为人知。据现有材料判断，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曾看过其中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1930年上半年，他在莫斯科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讲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曾引用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的内容。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讲中共党史或回忆一大时，都不曾提到过这两件档案或其主要内容。
这些档案，被人民出版社1980年收录于 《一大前后》、1982年收录于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等书中，公开面世。
第三个传奇：一大召开39年后，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发现了一大的两件档案。
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得知：该校图书馆发现了该校学生陈公博1924年1月写的硕士论文，题目叫《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论文的附录中，收录有中共一大形成的两件档案，一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另一件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韦慕庭经过考证，确定这位作者就是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陈公博1923年2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这时距他参加完一大才一年半。据陈公博后来回忆，一大开完，他回广东向陈独秀汇报会议情况，说会议代表围绕纲领和决议曾发生激烈争论，会议授权新当选的总书记决定应否发表纲领和决议。陈公博建议不发表，陈独秀决定不公开发表。这说明陈公博会后抄存了一大的纲领和决议，在去美国时把这两件档案抄稿带去了，并同其他几份文件一起译成英文，作为硕士论文的附录。韦慕庭写出考证文章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这本书，并把韦的考证文章作为绪言。这样，在时隔39年之后，中共一大的两件档案，在美国首次以英文向全世界正式公布。不过，此事当时在中国并未产生太大反响——陈公博是臭名昭著的汉奸，他写的东西谁会信以为真呢？
1980年和1982年，人民出版社先后在《一大前后》 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公布了原藏在共产国际的俄文版中共一大档案后，人们把俄文版纲领和决议，同先前发现的英文版加以对照，发现两种版本纲领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序号编为15条，但第10条内容后，都接着第12条，而缺少第11条的序号和内容。两种版本实际上都是共14条内容，且14条的条文要点都基本相同，只不过译文的文字稍有出入。因此，英文版和俄文版可以完全互相证实对方是可靠的、真实的，确实是当年中共一大的文件。
（作者：杨冬权，系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