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同情心”和“功劳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特性。正因为人类有这种特性，社会上才有人肯为慈善公益事业慷慨解囊。从分配的角度看，捐助慈善公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收入结构，但却又不同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所以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最早由国内学者提出，后来写进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前不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于是此话题再度引起社会关注，近段时间媒体刊出了不少讨论“三次分配”意义的文章，我这里不再重复，本文将重点就“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作分析。
学界有一种流行解释：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体现“效率”原则；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贫富差距，体现“公平”原则；三次分配则是人们主动捐助，体现“自愿”原则。骤然听，以上解释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仔细推敲，却似是而非。
事实上，“效率、公平、自愿”三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读者想想：初次分配按“贡献”分配，怎能说只体现效率而不体现公平呢？难道按“贡献”论功行赏不是公平？其实，政府通过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公平，同时也体现效率。早在100年前，庇古提出“收入均等化定理”说：一元钱的效用，对穷人要比对富人大，将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可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说三次分配体现“自愿”原则是对的。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三次分配就无需考虑公平与效率。也许有人说，人们捐助慈善公益事业会考虑公平，但不会考虑效率（利益）。我不同意此说法。经济学行内读者知道，人的行为选择，皆是在特定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捐助作为一种行为选择，当事人怎可能不考虑效率（利益）呢？
我在本专栏曾撰文说过，市场经济的分配，实质是等价交换。比如初次分配，其实就是给不同要素使用权定价。企业若希望某种要素发挥更大作用，那么就得为其支付更高的对价，再分配也如此。人们若希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那么就得给政府缴税。征税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是因为你享受了公共服务，必须支付对价。
当下的困难，在于三次分配。对人们自愿的捐助行为是否需要支付对价？对此学界看法不一。我的观点，若要引导人们的捐助行为成为常态，就得有支付对价的制度安排。毛泽东讲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要是没有相应的激励与约束，赏罚不明，确实很难让人一辈子做好事。若是有了支付对价的机制，对捐助人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激励。
最近有学者写文章，建议国家尽快出台财产税和遗产税法，认为此举可强化富人的捐助意愿。我赞成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但目的不能定位于逼富人捐助。第一，政府征税属于再分配，并不是三次分配；第二，用征税的办法逼富人捐助，税率要足够高才能起作用；第三，征税是一把双刃剑，税率过高势必影响人们的预期，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其结果反而会事与愿违。
我理解，中央强调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并不是强迫高收入者“均贫富”，而是要借助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人们自愿捐助。现实生活中，激励人们捐助的办法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为捐助人支付对价。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对价”，不是给捐助人支付货币，而是要有针对性地满足捐助人的需求。
那么捐助人的需求是什么呢？对此我们不妨借助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作分析。我们知道，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归纳起来看，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也可分为“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两个方面。一般地讲，低收入者更看重物质需求，中高收入者更看重精神需求。
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人们的财富增多，财富的边际效用会递减。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用自己的财富去换得社会尊重。举个例子：邵逸夫是香港著名电影制作人，可我尊重他并不是因为看过他制作的电影，而是他为我母校捐建图书馆。今天内地许多高校都有“逸夫馆”或“逸夫楼”，教学设施用他的名字命名，是为了满足捐助人获得尊重的需求。
有个问题想问读者，美国慈善业为何如此发达？你可能答是与美国经济发达有关。但我认为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信奉基督教，希望下辈子能进入天堂。基督教教义讲，基督徒来世要进天堂，今世就得努力挣钱、努力省钱、努力花钱。努力省钱是指自己要节俭，而努力花钱是对捐助慈善要慷慨。是的，美国企业家热衷慈善，是他们有来世进天堂的精神需求。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内企业家捐助慈善，所希望得到的对价是“社会荣誉”（功劳感）。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赋予捐助人对等的荣誉？我提三点建议：第一，将“慈善家”称号分出不同层级，并由国务院制定统一标准；第二，不同层级的“慈善家”称号皆由各级人民政府授予，其他机构不得滥用；第三，营造崇尚慈善家的舆论氛围，让慈善家有“功劳感”，得到全社会的尊重。（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