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阎明复回忆录》,看到一个细节,说他初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积累汇编的毛泽东常用词语、词组和成语,一共三大本,送给翻译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毛泽东会见外宾做翻译时有所准备。回忆录中写到:“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是心灵的窗户和思想的载体。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及其传达力度,反映着其内在世界所达到的境界,牵连出对事物的洞见程度。毛泽东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很有个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颇为独到,对语言词汇的选择异常敏感,说话著文拥有特殊的感染力。说他是语言大师,当不为过。半个多世纪以后,阎明复还对毛泽东的常用词语记忆犹新,即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
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却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迹,在他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他还曾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兴趣和积累,涵养出毛泽东敏锐的语感,对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准备。
在后来风云纵横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还极而言之地说,这样的语言表达“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然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至今还活跃在文坛的王蒙,那时是一个中学生,在其自传里,说他当时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前者“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旧的政治势力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同样,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这个体会,值得思考。至少说明,当时的进步力量拥有着多么强烈的话语魅力。
(摘自2015年第6期《党的文献》,原标题为《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与话风文风》,作者: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