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光辉历程。这100年，是为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不懈接续奋斗的100年，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100年，也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100年。100年来，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总结和运用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今天一以贯之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建设永恒课题
从辛亥革命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带有政党性质的团体有 300多个，但大多是昙花一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独树一帜，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成立时只有 50多名党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拥有 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除了有先进的理论武装外，还在于具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作为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分析了中国社会状况，提出“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建成“大的群众党”，提出民主革命纲领，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正是由于牢记初心使命，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个伟大胜利。也正是由于牢记初心使命，党才能目光远大、无私无畏，勇于自我革命，不断修正错误。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党的百年历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历经坎坷，出现过曲折失误。正是坚守初心和使命，党才能始终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习近平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突出专项问题整治，真刀真枪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突出问题，攻克了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有效增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历史经验表明，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不断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建设管党治党的永恒课题常抓不懈，激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动力。
二、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进管党治党必须坚持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原则，也是推进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管党治党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党组织内部一度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偏离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思想。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纠正了这些错误思想，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对提高党的战斗力、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长期游击战争环境影响，一些党员身上滋生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等倾向，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一体，不尊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妨碍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中央先后下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等，从横向（党政军民各组织相互关系）、纵向（上下级关系）两个方面，着力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了党的团结，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以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为抓手和重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克服了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使全党思想意志行动更加统一，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因此中国革命屡遭挫折甚至一度陷入绝境。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这是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领导受到严重破坏，使党和国家陷入混乱，但是“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改革开放后，党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领导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将加强党的领导定位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习近平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决扭转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状况，保证党的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彰显。
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党和国家重大工作的全方位领导不断加强，党中央实行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请示报告制度不断健全，全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坚强领导核心，必然一事无成。管党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三、必须坚持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21年 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了四条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等四条纲领。这表明，党从成立伊始，就将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真经”，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突出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奠定了思想建党原则。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从思想上巩固党的一大创造和一次成功实践，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和统一。夺取全国政权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从“三讲”教育活动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党史学习教育，党内历次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的。这表明，党一贯注重从思想上将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一大明确了我们党信仰的主义和秉持的纲领，但是只有主义和纲领还不够。主义和纲领只是明确了方向，告诉大家朝哪个方向走。究竟如何走呢？是松松散散地各自走各自的，还是步调一致地共同向前？明确提出和初步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党的二大上。1922年 7月，党的二大将民主集中制确认为党的组织原则，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还辟专章，对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等党的纪律进行明确规定，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提出、总结并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纪律严明成为党和红军的政治本色。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归纳并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强调“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保证了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突出抓纪律建设，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使得党和人民军队赢得了民心，取得了革命的全国性胜利。“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一度纪律废弛、优良作风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重新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将维护党的纪律、切实搞好党风摆在突出位置来抓。针对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各行其是等各种不正之风，邓小平指出：“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管党治党的实践中，碰到过许多党的建设上的难题，党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制度层面不断改革创新。
比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就是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改革创新。在此之前，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只到团一级，1927年 9月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的组织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这一重大创新，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部队的掌握和领导。毛泽东后来曾总结说，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时至今日，“支部建在连上”，仍然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制度。
再比如，世纪之交，针对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实际，江泽民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强调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等。这些都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管党治党的具体体现。除了改革创新，党还不断在建立长效制度和机制方面下功夫。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提出过很多正确主张和认识。比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党的八大提出将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20世纪 60年代初，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提出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等等。这些好的思想、好的改革举措，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在实践中没有很好得到贯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党不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等一系列法规文件，为管党治党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坚持“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党中央强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要求全党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不断补钙壮骨、固本培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自觉作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党中央要求强化纪律约束，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突出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探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使纪律真正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利器；党中央提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推进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纪检体制改革，推进巡视和派驻监督全覆盖，及时将改革探索中的成果固化为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实现制度建设与时俱进。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真经”指引，没有理想信念，必然迷失方向；没有纪律约束，必然一盘散沙；没有制度保障，就没有长治久安。管党治党必须坚持自律与他律、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和完善制度相贯通，坚持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必须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管党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全面整体推进，又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重点突破。比如，全面抗战爆发之时，党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很弱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开展抗日战争的需要。为此，党中央着力打破关门主义倾向，把大量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大党。
到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党的组织已经有了大量发展，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又成为党的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党中央将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着力加强马列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使党员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得到很大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党全面推进全国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在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滋生的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情绪，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作风，党中央开展整风整党，以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的情况，党中央将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的作风作为重要任务，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对党员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党内不正之风逐步得到扭转；世纪之交，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中央明确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并结合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着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走向深入，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不断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矛盾，开创了管党治党新局面。比如，在党的各项建设方面，突出政治建设的统领和根本性地位，突出思想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再比如，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突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聚焦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突出强调对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经常抓、长期抓，坚决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等等。
历史经验表明，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坚持统筹兼顾，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同时，兼顾解决其他矛盾，在整体推进中重点突破，实现管党治党水平整体跃升。
五、必须坚持勇于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 100年来经过实践积累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从严管党治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显著优势。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就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斗争，进一步划清了与各种错误思潮的界限，确立并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为统一思想、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重要条件。
1922年，党的二大在首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文件。其中，《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决议案》还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这表明，党从成立伊始，就在立志于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致力于推动自我革命，并且将推动自我革命作为推动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基础。
在此后的奋斗历程中，党总是通过加强自身建设、进行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推动事业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古田会议着力克服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对于从思想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推进，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党的建设也由此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之后，党持续推进自身建设，有力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自我革命”这一命题，并进行一系列深刻阐述，全面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进行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进行自我革命、怎样进行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正视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坚持思想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以顽强意志品质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卓著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有力引领和推动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党的100年历史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继续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一以贯之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我们党100年来管党治党经验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在新征程上，要总结和运用好这些经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戚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