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从经济落后到经济发达，需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1960年，经济学家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指出，“起飞”与“追求生活质量”是两个重要的突变，而“追求生活质量”则是所有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
经济发展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阶段？罗斯托用“布登勃洛克式动力”作解释。“布登勃洛克式动力”一词，来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19世纪中期，布登勃洛克一家迁移到卢卑克城，第一代人艰苦创业，终于从社会底层变成了地方富户；而到第二代，便不再对金钱感兴趣，转向追求社会地位，后来也当上了议员；可到了第三代，既不追求金钱也不追求地位，而转向追求精神生活。
上面这个故事中，由于布登勃洛克家族前后三代人的生活环境不同，需求不断更迭，因此满足需求的方式也不一样。罗斯托由此推断，既然一个家族的变化是受“需求”变化所牵引，那么同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也应由不同阶段“中心人物”的需求所决定。准确地讲，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引起主导产业部门更替，带动发展阶段不断演进。
罗斯托进一步举证指出，历史上那些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的新教徒，起飞阶段的企业家，向成熟推进阶段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直至成熟阶段完成后管理企业的专业经理人员，他们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中心人物”，正是他们的需求升级导致主导产业部门的改变，从而使发展阶段的依次更迭，并形成了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
对经济发展阶段究竟如何划分，目前学者尚有不同看法，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不过在我看来，罗斯托关于发展阶段转变动力的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二是需求升级要求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分析框架告诉我们，理解发展阶段转变的理论逻辑，应从“中心人物”需求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两个维度入手。
联系我国实际，若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统称为高速增长阶段；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国目前无疑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地讲，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国之所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理由有二：第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心人物”是人民群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的需求将会不断升级，由此决定，国内主导产业部门当然也需随之转型升级。
这其实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在日益扩大，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另一方面，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却长期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要扭转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别无选择，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还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若不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尽快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难以为继。
纵观世界经济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谁占据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成为经济强国。众所周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一战前一直被称为“世界工厂”，可到20世纪初却被美国赶超；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美国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虽多，但归根到底是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日本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是的，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必须重视创新。创新不仅决定产业升级的路径，同时也决定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前，产业升级路径通常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然后再升级到技术密集型。可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后，产业升级的路径却发生了改变，不少企业直接从劳动密集型跃升为技术密集型，也有企业一经设立便是技术密集型，美国的微软、英特尔、苹果等企业就是典型例子。
美国的科技企业为何未走传统升级的老路？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受价者”与“觅价者”存在差别。所谓“受价者”，是指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的企业；“觅价者”则是指拥有自主定价权的企业。企业一旦能够觅价，则可在市场上呼风唤雨。问题是企业为何能觅价呢？是因为有独特的核心技术，别人无法竞争。今天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拥有一大批掌握觅价权的高科技企业。
综上分析，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未来15—30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强起来，关键在于国内产业能否完成跨越性升级；第二，国内产业能否实现跨越性升级，则取决于国内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上掌握觅价权；第三，国内企业能否掌握国际市场的觅价权，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独特的关键核心技术。总的结论是：我国要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