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以史为鉴”是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历史，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因而也就非常重视记述历史。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延续下来的文明，与中华民族始终重视历史、重视历史记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史学是文明的载体，史学没有中断，文明就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以史为鉴”的思想因素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尚书》中就已经出现了。《尚书》是商、周王朝的训诰和追述古代的文献汇编。《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朝已经出现了历史典籍。《尚书·召诰》中告诫周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意思是要从夏、殷的灭亡中获得鉴戒。“监”与“鉴”通。“监”的繁体是“監”，其本义是人的眼睛看器皿中盛满的水，即通过静止的水，反照自己，看清自己的模样。《尚书》中表达鉴戒之意，用的都是“监”，如“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予惟不可不监”等。后来有了金属的镜子，于是人们逐渐弃用“监”，而改用“鉴”字。“鉴”的繁体是“鑑”或“鑒”，也就是说，反照的中介由“水”变成了金属，本质上还是观照之物。《诗经·荡》曰：“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在提醒周人要注意殷代灭亡的教训。
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当政者往往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秦亡汉兴是二三十年内发生的历史巨变。刘邦作为胜利者，他本人都很疑惑，为什么强大的秦朝这么快就土崩瓦解了？为什么在楚汉战争中军事实力更强大的项羽失败了？他让儒生陆贾为他找到答案，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论述了历代存亡的原因，写了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历史总结对西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西汉初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效地稳固了西汉的社会形势。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原名是《通志》，记述历代君臣事迹。《资治通鉴》的内容有这样的特点，即“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样的内容和撰述旨趣，使宋神宗大为感动。他为该书写了序，并赐名“资治通鉴”。在序中，神宗对史鉴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出自《易经·大畜》。可见，宋神宗的史鉴思想是对古老的殷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不仅执政者从朝代兴替、历史盛衰的角度强调“以史为鉴”，历代士人也是如此主张。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直至清代的顾炎武，仍然提出：“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这些论述，都涉及历史、现实、未来的关系。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现在，以更好地认识未来。
“以史为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为历史是既往的现实，而现实又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活的、生动不已的，是在时间线上展开的，历史、现实、未来并没有一条截然划开的鸿沟。历史总是在一个个因果链条中变动的。《周易·系辞》说的“彰往而察来”具有充分的逻辑根据。“以史为鉴”已经深入到中国的文化血液中，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内容之一。
那么，传统的“以史为鉴”包含哪些内容呢？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资借鉴的东西自然很多。从古人的论述看，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治世，一是修身。就如刘知幾说的：“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里区分“生人”“国家”，意在说明历史对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均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总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一体，修身的目的在于治世。
传统的“以史为鉴”蕴含着对历史的敬意，包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这在《周易》中即有明显的表现。《周易·系辞》中说：“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传统的“以史为鉴”还特别强调民心向背、民众利益。《周易·系辞》：“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句话对司马迁影响很大，他在史论中反复阐释这个观点：“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也就是说，针对弊端进行变革，判断变革成效的最高标准是老百姓是否得到好处。
对于如何“以史为鉴”，我们的先人也有很好的论述。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绲”与“混”通，混淆的意思。这是说，生活在当今社会，之所以记述古代的道理，为的是以历史为镜子对照自己，不是要以今法古。治世者需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以成就功业作为原则，怎可古今混淆不分？申而言之：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不宜简单地照搬。王夫之的论述更加具体深入，他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为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意思是成功值得借鉴，失败也值得借鉴，相同的经历可以借鉴，不同的经历也可以借鉴。历史不过是一面镜子，关键是治世者从此镜中用心悟出道理，取得教益。
“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它依然富有生命力，依然是我们获得不竭智慧的重要源泉。(周文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