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金钥匙。针对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精准识别并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农村人口最关键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教育、就业和养老，是我们亟待破解的难题。
良好的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教育程度是决定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且受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万元和1.7万元。显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此外，教育水平的差距还会导致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目前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显著低于城市居民。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是从根本上缓解城乡间的不平等，也是促进城乡均等化发展的治本之策。
随着农村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虽然在“量”的层面上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许多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是在“质”的方面上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一是由于农村学校的特殊地理分布。国家关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强调的是首先要关注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及受教育机会的获得。然而，政策传递到一些地方，却产生了不小的变形，许多地方政府把目标定位在“通过扩大校均规模实现资源最优化”。如此一来，相比家门口的“小而美”学校，过度集中带来学生上学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成本增加，可能得不偿失。二是师资之类的“软件”建设急需跟上。不少乡村学校在教师招聘方面存在“招不到、留不住”的困局，缺乏优秀的师资。在这方面，政策应着力通过提高待遇、支教交流、轮岗培训、评优评奖以及远程教育等机制，确保农村学校的师资质量和教育水平。
留守少年儿童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特殊产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父母外出务工可能导致留守少年儿童在心理健康等非认知能力上发生障碍，并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流动少年儿童在流入地仍然面临不能与户籍少年儿童同等机会接受义务教育的困境。鉴于此，流入地政府可以通过将流动人口教育需求纳入公共服务规划、兴建更多公办学校、政府出资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方式加大普惠教育供给，破除户籍制度造成的壁垒，营造一个关爱农村留守少年儿童的社会环境，加强并完善对农村留守少年儿童的教育和监护体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青壮年人来说，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关键的需求是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进城在过去40年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推手。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非户籍人口在城市就业市场中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就业质量较低，在工资水平、保障水平方面都有待提高。与此同时，流入地政府还应积极推进非户籍人口的“市民化”待遇，使得这些从农村转移过来的非户籍人口能够在各方面融入城市，最终实现完全的城镇化。同时，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农村居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地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加快特别是产业振兴的推进，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年龄人口提供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为农村居民就地提供大量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机会。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转移就业是一个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村人口结构中青壮年数量的不断减少，对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就业选择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应该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和特征进行有效的分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从而推动农村农业的稳定发展，它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深化改革以及产业化发展转变的大局。所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我们要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不断总结经验和做法，使农村劳动力能快速有效地实现更高质量的转移就业。
农村养老服务须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上来统筹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和六普数据比较，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4.98%）上升约8个百分点，比六普城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差距（3.19%）高出4.8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城乡老龄化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乡村老龄化程度更高、更严重。因此，农村养老问题，需要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来统筹。
农村老龄人口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类别的群体。第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入城务工的乡城流动人口，随着年龄增长与城市就业困难开始“落叶归根”。第二类是一直在农村务农的农村老龄居民。这两个群体都面临非常严峻的医疗健康方面的挑战。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在城市务工多年，部分人在安监、职业防护不达标的环境下从事劳动，面临诸如尘肺病、工伤等职业病的困扰，又未能充分享受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常年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所致的慢性疾病，以及农村相对较差的公共卫生水平，都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虽然当前农村已经建立起广覆盖、保基本的医疗保障体制，但保障水平与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比较低。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老人”逐年增加，对传统的养老格局形成巨大挑战。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的继续，留守农村的老龄人口容易陷入“老无所养”的窘境。
有鉴于此，在政府的支持下，结合农村“熟人社会”的特质，社区养老模式或许是农村养老可探索的有益思路。较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的社区互助养老除了具备天然优势，可以发挥邻里互助、熟人互助的作用外，还可以通过组建老人互助小组、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形式，建设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打造农村社区的互助养老体系。这样一来，农村的老年人可以在引导下相互照顾，开展、参与各类常规体检、组织活动、节日慰问、治安联防、紧急救助甚至生病丧葬方面的照料活动。
此外，在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建设美丽乡村与“三清三拆”等政策的基础上，还可以充分利用村庄的集体资产以及有利的社区环境，例如村庄的旧学校、旧厂房等集体资产进行养老院的改建，并依托村集体经济收入对养老院开支进行补贴，包括聘请专业化的看护人员和医护人员，对老人健康做到及时监测精准对接。同时，与养老相关的社会服务下乡，也能依托这些养老平台开展服务，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与平台效应。只有从“硬”的资金保障和“软”的服务到位两方面同时着手，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总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只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让不同年龄农村人口最重要、最迫切的需求和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才能更有成效，更见实效。（作者：冯帅章，系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