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跌宕的年代,
也是中国内外矛盾冲突无比尖锐、
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策略转换空前迅速的年代;
从1921年只有13名党员代表秘密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1921至1949年间,中共几度陷入绝境,却又一次次绝处逢生。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时候,党员里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个农民,50多个党员全都是,知识分子。如今,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已经涵盖了中国所有的阶层,工农兵学商,全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达到九千多万,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没有“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这么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话,说清楚了中国共产党跟十月革命之间、跟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传承关系。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但当时,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很小。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忙于寻找属于本民族的启发民智之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人们对欧战结束充满期待。中国曾派遣二十万劳工赴欧协助抗德,理应享受战胜国的战果。本来中国期望收回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及山东的权益,但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消息传来,中国举国哗然。
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了。
1919年7月,苏俄外交事务全权代表加拉罕突然发表宣言,说苏维埃将放弃旧俄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苏俄当时之所以发表“加拉罕宣言”实际上是为了争取中国的好感,避免武装干涉,巩固东部的国境线。但其实苏俄日后并未兑现“加拉罕宣言”。)
“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裂,中国的知识界围绕着走哪条道路争论不休。而不久之后,苏俄便在列宁的领导下顶住了西方的军事干涉,初步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重组,而这又一次触动了中国的知识界。他们开始思考,是不是以俄为师之后的中国,也能这样一跃摆脱被人看不起的落后局面呢?
苏俄政权一诞生,就受到了西方国家军事干预,列宁一改过去“一国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观点,认为苏俄的存亡与世界“共产革命”息息相关。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的革命先后以失败告终。于是列宁重审时局,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大本营难以撼动,因为他们从亚非殖民国家那里榨取了高额利润,又用这些利润贿赂本国的工人阶级,使其丧失了战斗性。因此,苏俄的世界革命应该先从东方开始。”
1920年4月,苏俄使节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他的表面身份是新闻记者。他来中国有几个目的,一来了解“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来帮助中国建立共产组织;三是想到上海看看,能不能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不久,陈独秀等人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据点在陈独秀家。
1920年10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其成员多为北大学生。
而湖南的小组,陈独秀联系了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
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维经斯基离开了中国,继他之后,苏俄和共产国际又向中国派出了特使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此时陈独秀已离开上海赴粤,在上海主持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的是李达和李汉俊。马林来到中国后很快就见到了二李,并希望迅速召开中共一大,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联合起来。
1921年7月23日,来自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和日本的代表终于都到齐了,就这样,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洋房内正式召开。中共一大的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
此后几日又举行了第二次到第五次会议。
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正在举行第六次会议,突然有人闯入了会场,来的法国兵更是全副武装,一副要马上拿人的样子。上海法租界的这栋洋房已不再安全,可会议还没开完,决议没有形成,代表们不得不重新挑选开会地点。
1921年8月2日7点35分,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出发到嘉兴县南湖去开最后一次会议。因为外国人太显眼,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没有参加。
这一天天阴,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与会的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撑到比较僻静的水域。中共一大代表们在画舫上召开了“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为了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麻将牌、船舱桌上还摆着酒菜,以游客的身份当作掩护。
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1921年6月到上海,1923年10月回国,在中国一共待了两年多,筹划了中共一大、二大、三大,以及,国民党的一大。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太幼小了,而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公认领导人,所以他就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么展开了。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令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新气象,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面。
但自从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一股反共的暗流迅速滋长。
1927年4月11日晚,上海华格臬路,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杜公馆门口,一辆车刚刚停下,路边转角处突然冲出几个人,瞬间冲上车,将车里的人打昏,随后将他运到城郊枫林桥活埋。被害的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26岁的汪寿华。而这,只是一场大灾难的序曲。
1927年4月12日清晨,“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党”。
此后3天,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也宣布“清党”。
在广州,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杀害。
在北京,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被奉系军阀杀害。
在长沙,马日事变令百余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整个长沙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在武汉,汪精卫于7月15日宣布,与中共决裂,随即在两湖地区大肆搜查、屠杀共产党人。至此,长达三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也宣告失败。
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江南北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之多,中共组织内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党员由6万锐减到1万余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为几万人。
面对国民党不断发起的一系列政变,中共开始组织武装暴动予以回击,然而,尚处幼年的中共虽然明确要打,但如何打,当时的党中央和领导人却不甚明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暴动相继失败。身在湖南的毛泽东,还在为秋收起义四处奔走。就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被捕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
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思想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他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上山结交农民武装,寻求生存的根据地,中共向农村进军的序幕由此拉开。
1929年初,中共革命活动处于低潮时,朱毛会师井岗山,英雄相惜相见恨晚。可时间一长,在红军领导方法以及建军原则等问题上,两人难免产生分歧。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委书记毛泽东主张的意见,未被多数代表所认同和接受。而后前委选择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来主持会议。
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和最高指挥者,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落选后的毛泽东心情沉重,决定去闽西蛟洋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离开,陈毅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即动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中共中央认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毛泽东“党领导军队”的思路也得到了肯定。于是,由周恩来主持,陈毅执笔,起草中央“九月来信”,决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由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九大”,史称“古田会议”召开了。在失去前委书记近半年后,毛泽东在古田复职了,历史又一次选择了他。
古田会议第二年,1930年的10月,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这可不是1927年,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共产党不是被杀就是逃亡,而1930年的共产党有红军了,红军就对蒋介石的围剿进行反围剿。此后,蒋介石又连续发动了4次大围剿,红军就给他来了4次反围剿。5次围剿和反围剿,前4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的反围剿都取得胜利。但是1933年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却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第5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方针,使红军完全陷入被动。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逐步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1934年10月10号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
一个月后,当中央红军数万人的队伍,在湘粤交界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汹涌流动,向着湘南腹地行进。李德、博古的计划正是要渡过湘江,挥师北上,同湘西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南昌行营里的蒋介石已经洞悉了红军的意图,1934年11月12日下午,南昌行营的国民党军事会议作出决议,铁三角口袋阵,第四道封锁线,以30万兵力,五路大军,前堵后追、南压北挡、左右侧击的态势,逼迫红军在湘江东岸决一死战。
就在蒋介石布下口袋阵的第二天,白崇禧对红军过境的议题做出了决定:“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此时的红军,已经顺利渡过潇水,进驻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道县。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道县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然而,博古和李德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
11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抢渡湘江。而此时,桂军有意让出的“送客式”走廊,开始重新封堵。
在中央红军的南、北、东三面,桂军、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合围了上来,而西面,就是湘江。在枪林弹雨中,成百上千的战士抬着山炮、制弹机、印刷机、文件档案、家具吃力前行。就在11月28到30日这三天的时间里,密集火网中,分分秒秒间,都有红军战士倒下。
湘江战役,红军算是惨胜。什么叫惨胜?惨胜就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胜利。代价有多大?解放军元帅刘伯承在回忆录里说:湘江战役,红军“人员折损过半。”有一组数字这么说,中央红军从8万6千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5万多红军将士战死,剩下3万多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继续长征。解放军元帅刘伯承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顺应部队官兵的诉求,改变领导,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从此开始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然而,红军万里长征,国民党军是万里长追,红军怎么甩都甩不掉。一直到四川阿坝,大雪覆盖的夹金山横亘在红军去路上,死亡与机遇,同时摆在了中共中央的面前。
当年,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但不管怎样,中共以丢失南方全部根据地和90%以上有生力量的代价,换来了最后的一息尚存。两年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软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手中共,共同抗日。蒋介石被迫承诺不再打内战,跟共产党一起,共同抗日。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又一场浩劫向着延安悄然逼近。
1947年2月下旬的一天,西安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邸,胡宗南突然接到南京政府的来电,蒋介石召他即刻进京面圣。就在胡宗南启程赶赴南京的同时,本在杭州蜜月旅行的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也被送往南京面见胡宗南。(胡宗南一直深信是自己发掘了这名清华大学的“得力干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是早已提前安排好的。熊向晖原名熊汇荃,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内部,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间谍生涯。)
1947年3月2日,熊向晖来到南京,胡宗南递给他一份绝密文件,并对他说,打下延安再走不迟。当天下午,就在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里,熊向晖完整地默记下这份题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的“天字号”文件。次日回到西安,熊向晖趁着夜色来到新华巷一号,随后中共地下电台将情报送出。
情报很快传到延安,中央书记处紧急召开会议。在“守”与“弃”之间,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倾向于“守”。1947年3月11 日,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延安施以狂轰滥炸,胡宗南重兵压境。这一次毛泽东终于不再犹豫,他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
要放弃生活了10年的延安,毛泽东的决心下得也并不容易。对所有不同的声音,他的解释是:“共产党人懂得政治经济学,送他一个延安,要他拿整个中国来换!”
1947年3月18 日晚8时,延安天色渐暗,毛泽东上了一辆吉普车,在夜色掩护下离开了延安。第二日清晨7时,胡宗南大军长驱直入,然而中共首脑不见踪影,即便是几个伤兵都找不到,整个延安就是一座彻底的空城,满满地装下了胡宗南的失望。
此后一年,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在黄土高原上辗转,行程1000余公里,路经12个县,居住过37个地方,多次和国民党军擦肩而过,却一次次化险为夷,化危为机。而陕北的百姓也自发保守着这个最大的“军事秘密”,据说有不少群众都曾在那段时间见到过毛泽东,可从没有人去举报。
又一年后,1949年春天,毛泽东载着“延安精神”直接开进了北平。
西安事变终结了蒋介石的灭共大计,历史在这里又拐了一个弯。后来蒋介石在对付共产党的斗争中一蹶不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灭共变成春秋大梦。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在日记里说: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蒋介石说,这就是所谓“差以毫厘,失之千里”。蒋介石把剿共失败归咎于张学良、杨虎城。后来他杀了杨虎城,又把张学良软禁了52年之久。蒋介石到死都没有认清他剿共失败这个问题的本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抓到共产党人不要经过审判就可以当街杀死。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军队,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结果怎么样了呢?结果是当年8月1日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从此蒋介石要对付的不再是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而是一支愈挫愈勇的红色军队。消灭共产党,哪里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真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