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官僚主义”，是一种披着“新马甲”的官僚主义，此种官僚主义借着电子化政务、信息化管理、网上办理、台账管理等名义和形式，在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众多的“数字鸿沟”“信息孤岛”等“电子衙门”现象。
与文牍官僚主义一样，电子官僚主义的本质仍然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等。但与传统官僚主义有所不同，电子官僚主义借着加强信息化管理的名义，变得更加“名正言顺”，人们更加难以察觉。
电子官僚主义与电子形式主义，同传统官僚主义与传统形式主义一样，也是一对“孪生怪胎”，正是形式众多的电子官僚主义，催生了花样繁多的电子形式主义。其实，当前在基层出现的大量形式主义，正是电子化的形式主义。
为什么中央明确反对、学界不断批判、基层反映强烈的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换上“新马甲”而一再大量出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恐怕不是仅用个别干部的作风素质问题所能解释的。那么，电子官僚主义的病根在哪里呢？从电子官僚主义产生的组织逻辑来考察，也许更能够揭示其背后的制度性和体制性根源。
如果说传统官僚主义更多的是制度约束下的个人行为，那么电子官僚主义更多的是制度约束下的组织行为，这是两者区别的关键性制度特征。也就是说，电子官僚主义是通过组织决定、组织文件、组织层级、组织程序等组织渠道“正式”表现出的，并不是个别领导的口头指示和命令。
这些年传统的官僚主义，如大权独揽、自我膨胀、官气十足等个人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但为官不为、不敢担当、不切实际、遇事应付等官僚主义却在暗中蔓延。其中最隐蔽、最容易，也有很好借口的官僚主义，便是借着加强管理、严格管理的“华丽口实”，而不断强化的各种电子官僚主义。
正是借着政务电子化、管理电子化的通道，各种官僚主义实现了“华丽转身”。电子官僚主义既“名正言顺”，又“省时省力”：官僚主义干部既用不着下乡调研、走访群众，也用不着深入一线、亲身考察，只需通过各式各样的“电子化台账”，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完成本部门的组织任务。这便是各种电子官僚主义的“工作机制”，并日益成为“工作常规”。
一是通过召开会议（如县级部门召集乡镇干部开会），传达文件并签订各种“项目责任书”。会议要求参会者电子签到、照相留痕，并要求参会者回到乡镇以后，及时召集本乡镇相关干部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的精神和文件，同样要求电子签到、照相留痕并及时电子反馈本单位的会议纪要。二是项目责任书签订以后，县级部门、乡镇政府、村级组织，都要建立相应项目、任务的工作台账，及时更新、反馈和上报各种材料和数据。三是工作任务的检查监督，也主要是台账材料和数据更新的检查监督，一天一报、一周一报、一月一报、一季度一报、半年一报、一年一汇总，等等。
这便是我们在基层中，普遍可以看到的工作流程和“繁忙景象”。基层干部和办公室人员都很忙碌，忙着开会、忙着念文件、忙着做台账、忙着填数据、忙着找资料，但上级领导亲自参与的调研少了、本身业务工作的推进少了、深入群众的民主评议和访谈少了。电子官僚主义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似乎工作起来“很忙很投入”，看起来也“很漂亮”。
随着电子官僚主义工作机制的盛行，其组织责任的追责机制，同样也是电子官僚主义的行为逻辑。上级的组织和部门，既然已把各项工作和任务通过电子官僚主义的方式布置和传达给下级组织和部门，以后的组织责任便是各种各样的检查验收和考核评比，这同样是通过电子官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的。
各种官僚主义，包括电子官僚主义，不管其换上什么华丽的“新马甲”，固然与个别领导忘记了“领导就是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关，但中共几代领导人锲而不舍地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还能长期潜滋暗长、顽固不化，这就很难用个别干部的作风素质所能解释。只有找到官僚主义的“总病根”，消除大包大揽的“全能管理”，减缓过度体制压力，激发基层自治的活力基础，拓宽民主参与协同治理的制度通道，才能从制度上和体制上遏制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这一切的逐渐实现，只有通过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权力过度集中，壮大社会自治基础，提升民主治理水平，建构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体系，才是切实可靠的长久治理之道。（作者：周少来，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