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积累了丰富而深厚的修养身心的理念和方法，它们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点。王安石说：“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认为只有为政者情操高尚，品行端正，才能不负重托，治理好家国天下。
无我。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传统修身之道有着丰富的“公义”思想和实践。《尚书·周官》讲：“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意思是说，用公心消灭私欲，人民就会信任归向于他。《管子·心术下》也讲：“（气者）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这是引导人们要内心充满正气，行为端正无私，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偏颇，才能廓然大公，“公则天下平矣”。王阳明指出：“非至公无以绝天下之私，非至正无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无以化天下之恶”，只有公正无私，才能兼善于天下，最终成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
廉洁。廉洁就是不苟得，不妄取，不受不义之财，它要求为官者秉公执法，正直无私，不因财贿而出卖良心和原则。《吕氏春秋·忠廉》讲：“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即面对重大利益而不为所动，不改正直本色，这可称之为“廉洁”。古人之所以倡导为官者清正廉洁，因为“当官之法，惟有三者：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也就是说，唯有清廉、谨慎、勤政，才可以保持官职，避免身败名裂的下场。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为劝诫子孙后代清正廉洁，在其《家训》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正气。修身之道，首先是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及习性，这就是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是说，如果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反过来检查自己的视听言动，以便修正、改进，为之后成事奠定基础，只有自己行为端正，才能“其身正，不令而行”。而反求诸己的方式在于“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这就是要有自省、反思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见贤思齐，不断提高自身境界和素养。在自我提升的基础上，古人也讲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君子义以为质”，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特别赞成的，也没有特别反对的，一切以是否合乎正义、道义为判断标准。
躬行。传统修身之道还尤为重视切实躬行，践履不辍，不尚空谈，这一文化传统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易·蒙卦》讲：“君子以果行育德。”就是说，君子以果决的行动培育自己的德行。“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如果不能做到，对道德精义领会得再深刻，也只是空洞的言论，于己无益。因此，石成金在《传家宝》中讲：“说得千般明晓，不如行得一事到底。”对于为政一方的官员，更要以实干为准，“君子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故动而成功”。真正做事、实干，无须巧言令色，只需笃定而行，终将花开见佛，“欲人之信己也，则微言而笃行之。……行久而名誉远”。
民本。古代士人君子修身从政，均以施行仁政为目标。所谓仁政，就是要养民、惠民、安民、教民，使民众衣食无忧，安居乐业，并能受到教化。《尚书·大禹谟》讲：“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即政德的表现在于推行善政，而善政在于养护民众，因此，真正的政德就是以民为本。而以民为本，首先就要维护民众的利益，富民惠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二程也指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在养民、惠民的基础上，还要安民、教民，只有让民众普遍受到教化，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安定祥和，永续发展。“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而致刑错。”“致刑错”，就是通过道德礼仪的教化，使民众通达事理，礼让无争，无人触犯法律而使刑法搁置不用，这无疑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良好境界。
不渝。古人修身讲求志向坚定，毫不动摇，甚至置生死于度外。《论语·子罕》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强调志向坚定的重要性。《论语·卫灵公》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有志于仁德的人，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损害仁德，宁可失去生命也要成就仁德。屈原在《离骚》中也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同时，中国文化以“道”为文化的最终依归，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道统”，为维护和弘扬这一道统，古往今来，历代士人君子无不殚精竭虑，坚忍不拔，一如既往地身体力行，践履不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始终展现出对精神追求的持之以恒和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