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中华 以身许国
邓稼先的抉择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同事合影于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邓稼先一家人合影。 资料图片
他,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西南联大,后来赴美留学,仅用22个月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有一位贤惠的妻子,一双可爱的儿女。他的人生道路本来轻松平坦,然而为了报效祖国,他毅然放弃海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继而为了完成使命,隐姓埋名28年。他把全部才智和精力,都贡献于深爱的祖国。
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今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忠于祖国、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勇于担当、不计名利、真诚朴素的爱国精神。
为国学,为国归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父亲邓以蛰,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
当年,父亲邓以蛰为儿子取名“稼先”,意味深长。《说文》中说:稼,禾之秀实为稼,茎节为禾。“稼先”,预示着父辈希望这位邓家后代根植于中华大地,早早地秀实和成熟,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
5岁起,邓稼先就跟着父亲在北平读小学。后来他考入北平崇德中学。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读高中的邓稼先怒不可遏,将日本国旗扯碎,踩到脚下。父亲担心邓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邓稼先牢记父亲“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的嘱托,立志科学报国。
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人杰辈出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钱三强等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钱三强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同时勤奋学习,着手赴美留学考试。
这段时间,他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两个人。一位是北大医学院学生许鹿希,在许鹿希从医学院毕业后,两人结为夫妻,相伴终生。另一位是物理系学生于敏,两人邂逅在北大校园,相见恨晚,一见如故。时隔二十年之后,两人再度相逢,将携手干出一番大事业。
1948年10月,为实现科技强国的夙愿,24岁的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他表示:“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在普渡大学研究生院,邓稼先学习十分刻苦。他到美国学习不到两年,因为成绩突出,很快修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当时,美国政府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邓稼先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留在美国或去英国深造,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邓稼先都婉言谢绝了。
新中国成立了,祖国在召唤海外游子,回国建设家园。
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即立即登上归国的轮船,迫不及待踏上回国的征程。
领受任务,义无反顾
1950年10月,邓稼先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
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创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
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应对大国核威慑,1955年,中国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1958年2月11日,具体领导中国核工业发展与核武器制造的二机部成立,钱三强任副部长。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点名邓稼先去办公室,问他:“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邓稼先没有犹豫,立即同意了。34岁的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回到家里,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问调到哪里?他说不知道。妻子又问干什么工作?他回答,不知道,也不能说。妻子又说那你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信,告诉我你的信箱。他说,大概也不行。妻子很疑惑,怎么什么都不能说?邓稼先沉默了一会,淡然说道:“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得全靠你了。”一会儿,他又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为了它死也值得!”
当时许鹿希才30岁,她不仅要带两个孩子,还要照顾长辈。她虽然猜不出邓稼先要去干什么,但她懂得,肯定是去做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大事。她告诉丈夫:“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与妻子交代完,邓稼先就义无反顾踏上了漫漫征途。妻子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常年在外奔波,很久才回家一次。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制造原子弹太难了。技术储备严重不足,专家和学生都缺。虽然当时已经调集了全国的精英专家,然而从一无所有开始制造原子弹,难度可见一斑。
1959年6月,中国决定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原子弹。为了永远牢记这一天,这项工程有了它自己的独有代号:“596”。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研人员憋着一口气,众志成城,一定要早日研制成功,为中国人争口气!
当时,作为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和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邓稼先率领28位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向神秘的原子王国进军。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
邓稼先一方面办起“原子理论扫盲班”,亲自讲课、辅导并组织翻译、学习外文资料,一方面思考原子弹研制的主攻方向。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分析,决定选择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这意味着邓稼先和他的团队,要采用最原始的计算方法,向当时世界尖端科技进军。
他们用算盘这样简单的工具进行相关的数学计算,其繁重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
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意思是说,要把一天时间当两天用。
邓稼先等人用严谨的计算推翻了苏联专家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邓稼先选对了主攻方向,这是他对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
1962年底,邓稼先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他经常深入实验现场,与实验人员研讨实验方案和测试结果,指导理论部工作人员做好实验预估和结果分析。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来不及庆功和休整,邓稼先又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团队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形成了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氢弹设计方案——以邓稼先和于敏姓名命名的“邓—于理论方案”。为验证理论,1965年进行了一次、1966年进行了三次核爆实验,充分证明了理论方案的正确性。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核爆炸成功。中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2年零8个月创造了“世界之最”,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努力!
1972年以后,邓稼先先后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和院长,肩负重任,他不辱使命。
为了和平,死而无憾
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32次亲历现场,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
1979年9月,一次氢弹空投试验,出现意外,降落伞没有打开,氢弹直接从高空摔到了地上。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在戈壁滩上找了许久都没能找到。
一颗氢弹躺在中国大地上,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邓稼先心急如焚,他要跟着防化兵一起去寻找。基地的领导立即拦住了他,厉声说道:“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去。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
他冲进试验场,希望第一时间找到原因。他明白弹头里装的钚239的辐射有多厉害。终于搜寻到踪迹后,他直接上前,用自己的双手,把碎弹从弹坑中捧了起来……
回来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平安无事。
邓稼先因此遭到了致命的核辐射。在离开事故现场前,一向不拍工作照的他,却拉着同事合影留了念……
邓稼先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在生活上却从无要求。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单位配备的专车,除了工作需要,从不使用。单位分给他新的住房,他坚持不搬,一直住在60多平方米的老旧公寓里。简朴的作风,直接影响了他的家人。
作为父亲,邓稼先非常宠爱孩子,视孩子如掌上明珠,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他却很严格。女儿邓志典还不到15岁时,就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劳动,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一干就是4年。以邓稼先的“国宝”身份,可以有很多办法把女儿接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邓志典是研究所中最后一个按政策回到北京的。
1986年,邓稼先患癌住院,体内大面积溶血性出血。住院期间,他的好友杨振宁来探望时曾问他:“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给的奖金是1万元,加上单位拿出的十几万元,最终按10元、5元、3元三个档次,分别发给当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第一档奖金,10元!
邓稼先住院363天,动了3次手术,一直疼痛不止。止痛针从每天一打,后来发展到一小时一打。即使这样,占据邓稼先脑海的仍然是中国的核事业。他忍着病痛和核物理学家于敏共同撰写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写完这封建议书之后,他说了四个字:“死而无憾!”
1986年7月29日,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生命。他临终前再三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曾对妻子说过:“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也许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吧。
(作者:张文良,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