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邓小平在上海听取关于浦东开发情况的汇报。
1989年5月，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集中阐明了战略思维的核心内容：“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在以后的几年中，他继续运用这种战略思维，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局部把握全局，从现实前瞻长远，对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进行精心谋划和思考，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胸襟开阔，以开放的眼光、态度观察和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
以开放的眼光、开放的态度、开放的胸怀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鲜明特点。他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与合作。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验，包括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但同时又不能机械照搬别国模式。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厘清了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思想混乱，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藩篱，为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变，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人们担心和争议的证券市场，他提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应对和处理风云变幻的国际问题时，邓小平的胸襟更开阔、眼光更深远。比如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行为时，他举重若轻地说：“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他坚信，制裁是达不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的，是在被封锁、被制裁、被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4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后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中国不仅不会垮掉，而且会更加发展起来。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他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继续同这些国家打交道，搞好关系。他还建议各国政治家超越历史、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立足现实，科学把握国内发展的关键问题
着眼当前，立足实际，在千头万绪的纷繁事务中把握重点，抓关键问题，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突出体现。
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他提出要让十几亿人都过上好日子，在一个百年走完发达国家在几个百年走过的路程，必须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建设。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那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他坦言，改革开放的事业只是刚刚起步，因为没有经验，在改革开放中“确实有失误”“而且失误很不小”。但是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停步不前。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是一个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时刻准备并勇于修正错误的政治家。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层也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就抓紧解决。总结经验的重点要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根本的一条就是改革开放不能丢，不能放弃。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强调要加快发展，也强调发展方式问题，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发展，不仅要讲效益，也要讲质量，讲自然环境的保护，同时还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认为苏联和东欧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甚至瓦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裂。中国要出问题，也会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他指出：一定要警惕这个问题，一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他提醒全党，如果任由腐败发生发展，不仅会影响到党的声誉信誉，而且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确实会有失败的危险。
放眼未来，认真思考如何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向不动摇
战略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深谋远虑的责任。
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是如何长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出于一种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强烈责任意识，他反复强调对于党的基本路线，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千叮咛、万嘱咐，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对出现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会比不发展时少。比如“两极分化”解决不好会导致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甚至会引发社会动乱，最终落到资本主义。又比如，腐败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现象，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解决。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要及时发现，“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前瞻性的战略部署。他的用意在于推动上海以至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利用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影响和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这是实现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也是实现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沿海帮助内地、缩小地区差距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重大部署。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制度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最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保证。到晚年，他进一步看到制度建设和巩固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提出用至少30年的时间把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通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要认真研究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