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写《将“双减”进行到底》，此文在本专栏刊出后读者回应热烈。有读者反映：现在校外培训只是改了方式，学生的作业负担也并未减轻，甚至更重。细问原因：原来，中小学校一般是下午三点半放学，而为了阻拦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教育部门要求五点半才能离校。要在校多留两小时，老师当然得多留作业。
看得出，教育部门作此规定只是权宜之计，也是无奈之举。从效果看，确实存在顾此失彼的弊端，而且时间长了会适得其反。读者想想，即便将来社会上没有了培训机构，难道学生不会去“一对一”补课？而“一对一”补课与培训机构补课有何实质差别呢？难怪最近有中小学教师抱怨：“双减”已变成学生与教师“双累”。
学生作业负担重若真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解决起来倒也不难。可是据我所知，作业重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中考”。照现行政策规定，“中考”将对初中生予以分流，50%可以读高中，另一半只能读职校。而“升学率”关乎学校声誉，校长不可能不重视。而要抓升学率，办法无他，学校只能让学生多做作业多刷题。
事实上，“中考分流”不仅加大了学校的压力，同时也给家长造成了恐慌。在许多家长看来，孩子考上高中才有出息，将来可以考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而有了高学历，才有希望进入政府机关吃公家饭。人们有此观念，其实也是事出有因。比如时下政府招录公务员，通常都要求有本科以上文凭。由此可知，若一个孩子考不上高中，今后当公务员的机会就几近为零。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当公务员，也并非只有当公务员才有出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对有些家庭来说，孩子上职校若能学到真本事，早就业、早挣钱也未尝不可。可家长却有两方面的顾虑：一是用中考“分数”分流，担心孩子考不上高中会觉得低人一等、自暴自弃；二是目前职业教育的水平整体偏低，家长对孩子接受职业教育的前途怎样心里没底。
将心比心，家长有这样的顾虑也在情理之中。读者不妨扪心自问，假若你的孩子今年中考，你会让孩子上职校还是上高中？答案不必说出来。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官员大讲职业教育如何好、有多么重要，却不见他们把孩子送去上职校。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真的那样看。官员自己都不信，老百姓怎么会相信呢？
存在决定意识。人们不看好职业教育，并非对职业教育有偏见。事实明摆着，由于政府过去对职业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无论教学设施还是师资配备，与普通院校比皆有不小的差距。近年来虽有改善，但总体还是欠账太多。特别是民办职业学校，资金完全自筹，对学生收费也高，假若我是家长，也不会让孩子上职校。
是的，人们不愿孩子上职校，不能简单归结于家长的偏见。我有个问题想问读者：师范教育是不是职业教育？照理讲，师范院校专门培养教师，当教师是一种职业，师范教育也应该属于职业教育，可人们为何对师范院校没有偏见呢？我的解释，是因为教育部将师范院校划归普通教育系列，可以享受普通院校的相同待遇。
设想一下，假若当初国家规定，每年高考后，先让普通院校录取考分高的学生，考分低的学生只能上师范院校，人们对师范院校会怎样看？再比如，若师范院校的学历只有当教师才承认，而改行做别的职业社会上不承认，师范院校的学生是不是也会感到自己受歧视？
说我的观点，人们不看好职业教育，虽有观念方面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目前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不尽如人意。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关键是要办好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此，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加快建设一批具有高水平的职业院校。职业教育要达到高水平，不仅要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教学设施，同时还得构建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等不同层次的职教体系。具备了以上条件，人们当然不会再歧视职业教育。前几天，我在一个座谈会上听说湖南的职业教育办得好，有不少大学本科生主动转入职业学校学习，这是好现象，表明人们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变。
第二，改革“中考分流”。我并不反对“中考分流”，但不赞成目前的分流办法。现在让考分高的学生上高中、考分低的学生上职校，对职业教育带有明显的歧视，必须纠正。可取的做法，是让学生自主选择，中职与普通高中分开考试，分别择优录取。当年我读中学时有同学考技校，技校是择优录取，同学没有半点自卑感。
第三，实行职普通融。这一点尤为重要。假若职业教育学历与普通教育学历互不通融，比如报考研究生，普通高校不承认职业院校的本科文凭，或者参加工作后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时学历不能同等对待，人们怎么会看好职业教育呢？目前正在修订职业教育法，若能在法律上明确“职普学历通融”，此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从操作层面上讲，办好职业教育，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短期内职业院校不可能达到高水平；若没有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家长不愿让孩子上职校，“中考分流”改革将无法进行。经济学逻辑说，若不改变现在的“中考分流”办法，“双减”最终不可能落实到位。（王东京）